過去幾個月來,全球多家主要央行結束了 2024 年至 2025 年的降息階段,重新啟動升息(圖 1)。這波緊縮主因是許多成熟經濟體的核心通膨持續居高不下,仍比官方目標區間高出 0.5% 至 1.5%(圖 2)。

圖 1:在經歷週期中期的預防性降息後,多家央行展開了第二輪緊縮

圖 2:核心通膨在 2023-24 年有所回落,隨後在許多國家高於目標的水平打底企穩

近幾週聯邦基金利率期貨反映出市場預期出現明顯鹰派轉向,基準情境目前預估美國聯準會(Fed)在未來一年內將再升息三次(圖 3)。根據選擇權市場推算的機率分佈,從現在到 2027 年 10 月 FOMC 會議期間,升息三次、四次或五次的機率高達約 80%(圖 4)。聯準會已於 2026 年 9 月升息 1 碼(25 個基點),將目標利率區間上調至 3.75%-4.00%。

圖 3: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市場預期聯準會將持續緊縮貨幣政策

圖 4:聯邦基金期貨與選擇權顯示 2027 年高機率再升息 2 至 4 次

值得注意的是,聯準會後疫情時代的貨幣政策軌跡,與 1980 年代及 1990 年代的經濟擴張期高度相似。在這兩次歷史經驗中,聯準會皆在擴張初期率先升息(1983–84 年及 1994–95 年),隨後實施週期中期的預防性降息(1985–87 年及 1995–98 年),最後則以擴張後期的二次緊縮劃下句點(1988–89 年及 1999–2000 年)。

在這兩次歷史週期中,第一輪升息成功實現了經濟軟著陸,但第二輪緊縮最終都以經濟衰退收場。

究竟是什麼原因觸發了 1980 和 1990 年代的第二輪升息?當時聯準會將利率調升至何種地步?這些歷史經驗與當前的宏觀環境有何異同?又為什麼 2000 年代與 2010 年代的經濟擴張期沒有出現類似的第二波升息潮?

為了深入評估這些問題,我們追蹤影響聯準會決策的三大核心總體經濟指標:

  1. 名目 GDP 成長率(Nominal GDP Growth): 雖然市場往往更關注實質 GDP,但未扣除通膨的名目經濟成長率,過去常常能更可靠地指引長期利率走向及後續的聯準會政策決策。
  2. 核心 PCE 物價指數(Core PCE Inflation): 聯準會最看重的通膨指標,屢屢在政策轉折點前發出前瞻訊號。
  3. 失業率(Unemployment Rate): 勞動市場的緊實程度依然是聯準會雙重使命的核心錨點。

名目 GDP 與實質 GDP 之比較

當投資人與分析師剖析總體經濟動能時,討論焦點幾乎全集中在實質 GDP 成長率(即扣除通膨後的產出)。這樣的偏好理所當然:實質 GDP 反映的是實際的物理產出與經濟活動總量,而非單純的貨幣交易金額(圖 5)。

圖 5:名目 GDP 的成長速度顯著快於實質 GDP

然而,名目 GDP 與市場利率的正相關性,往往遠高於實質 GDP。歷史數據顯示,美債殖利率的走勢與名目 GDP 成長軌跡極為貼合(圖 6)。原因在於企業營收、債務償還能力及薪資結構皆以名目金額計算,因此名目產出成為衡量底層貨幣需求不可或缺的晴雨表。

圖 6:美國公債殖利率往往與名目 GDP 同步連動

1980 年代歷史回顧

1980 年代初期深陷嚴重的滯脹陰霾。為了遏止雙位數的狂飆通膨,時任聯準會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將政策利率一路推升至 1980 年與 1981 年初的 20% 高點,導致實質 GDP 萎縮 3%,名目成長大幅放緩。雖然到了 1982 年底失業率飆升至 10.8% 的峰值,但通膨壓力也因此獲得大幅舒緩。

至 1982 年底,聯準會轉向積極降息。低利率環境加上大幅減稅等強烈財政刺激,帶動經濟強勁復甦。1983 年底至 1984 年初,實質 GDP 年化成長率突破 8%,名目 GDP 成長率更超過 12.5%。核心 PCE 物價指數增幅雖從 1981 年的 10% 暴跌至 1983 年底的 3.9%,但隨後止跌回升至 4.8%。眼看失業率快速降至 7.3%,聯準會為了防止經濟過熱,決定將利率大幅上調 350 個基點(從 8.5% 升至 12%)。

這第一波緊縮成功讓經濟冷卻下來。到了 1986 年底與 1987 年初,實質 GDP 成長率放緩至 2.7%,名目成長率降至 4.8%(僅剩 1984 年高點的三分之一)。失業率穩定在 6.8% 左右,核心 PCE 重啟下行通道降至 2.8%。趁著通膨放緩的空檔,聯準會順勢降息,在 1986 年底前將政策利率腰斬,從 12% 一路降至 6%。

儘管當時普遍被譽為經典的軟著陸,但 1980 年代中期的經濟發展極不均衡。東西兩岸成長迅猛,而中西部工業區卻陷入停滯,農業與能源重鎮更遭遇局部衰退,呈現當時所謂的「滾動式區域性衰退」(Rolling Regional Recession)。

聯準會在週期中期的寬鬆政策為整體經濟注入了第二次動能。1987 至 1988 年間,實質 GDP 成長率重回 4% 以上,名目 GDP 成長率攀升至 8.6%。失業率繼續下探至 5%,而核心 PCE 通膨率則從 2.8% 反彈升至 4.7%。

對此,聯準會啟動第二輪升息,至 1989 年底累計升息 387.5 個基點,將利率推升至接近 10%(圖 7、8 及 9)。雖然 1987 年 10 月發生的黑色星期一股災曾讓緊縮短暫停頓,但當確認實體經濟並未受到金融市場劇烈波動影響後,聯準會在 1988 年迅速恢復升息步調。

圖 7:1980 年代美債殖利率多半領先反映名目 GDP 成長率之變化

圖 8:核心通膨是 1980 年代美債殖利率的主要驅動力之一

圖 9:失業率的變動趨勢往往對應著利率的調整

顯而易見的是,在整個 1980 年代,美債殖利率均展現出極強的前瞻性——在名目 GDP 與核心通膨發生變化前便提前走升或走跌,引導著聯準會的政策走向。

1990 年代歷史回顧

聯準會在 1980 年代末期的過度緊縮,最終將美國經濟推向 1990–91 年的衰退。名目 GDP 成長率放緩至 3% 以下,核心 PCE 通膨率從近 5% 回落至 2%,失業率則在 1992 年初升至 7.8%。聯準會隨即採取激進降息,至 1993 年初累計調降 687.5 個基點,將利率降至 3%。

到了 1993 與 1994 年,經濟動能顯著復甦,名目 GDP 成長率維持在 5% 至 7% 之間。雖然失業率逐步下降,但核心 PCE 通膨率並未重新升溫。然而,聯準會並未選擇等待通膨實質反彈,而是發動預防性打擊,在 1994 至 1995 年初大幅升息 300 個基點直達 6%。

1994 年的升息週期締造了教科書等級的軟著陸:實質成長率溫和降至 2%,名目成長率穩定在 4% 至 5% 區間,失業率則徘徊在 5.5% 左右。核心 PCE 通膨率持續放緩,並於 1998 年觸及 1% 低點。在成長趨緩的背景下,聯準會於 1995 年底小幅降息 75 個基點,1996 年按兵不動,1997 年僅微幅升息 1 碼。隨後因應俄羅斯債務違約及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倒閉危機,於 1998 年實施了三次緊急預防性降息。

進入 1999 年,經濟強勢再起。實質 GDP 成長率逼近 4%,名目成長率更在 1999 年突破 6%,並於 2000 年初達到 7.6%。失業率降至 3.8%(創 1969 年以來最低記錄),核心 PCE 通膨率則從 1% 反彈至 2%。面對繁榮的實體經濟與過熱的科技股泡沫,聯準會在 1999 至 2000 年展開了週期末期的第二輪升息,累計加碼 175 個基點,將利率推上 6.5% 峰值。

如同 1980 年代,1990 年代的美債殖利率同樣持續領先各項總體經濟指標,提前預告了聯準會的政策轉向(圖 10、11 及 12)。

圖 10:1990 年代債市投資人多能提前預估名目 GDP 成長率走勢

圖 11:核心 PCE 通膨率一路下滑,直到 1990 年代末期才止跌反彈

圖 12:1990 年代失業率趨勢往往領先公債殖利率與聯準會政策決策

相較之下,2000 年代與 2010 年代的經濟擴張期並未出現這種「雙波段緊縮」特徵。雖然美債殖利率依然緊盯名目 GDP、失業率及通膨的廣泛變化,但政策利率調整的速度開始落後於市場殖利率。以 2000 年代為例,聯準會 2004–2006 年的升息週期直接刺破房市泡沫並引發金融海嘯,一舉中斷了經濟擴張。 

到了 2010 年代,聯準會、歐洲央行(ECB)、英格蘭銀行(BoE)及日本央行(BoJ)實施大規模資產購買計畫(量化寬鬆/QE),長期將公債殖利率壓制在名目 GDP 成長率下方,干擾了傳統的利率週期機制。聯準會僅在 2015 至 2018 年間進行過一次升息,隨後在 2019 年展開預防性降息;原以為這會演變成週期中期的調整,不料 2020 年初爆發疫情,央行被迫重回零利率與 QE 時代(請參閱附錄圖表)。

2020 年代現況分析

2020 年代的經濟擴張宛如 1980 及 1990 年代週期的鏡像。正如前幾次週期,本年代同樣以劇烈的經濟衰退拉開序幕(儘管本次是由全球疫情而非貨幣緊縮所致)。在 2020 至 2022 年間高達 6 兆美元的財政刺激與解封復甦潮推波助瀾下,名目 GDP 創下數十年來最快增速,將通膨推向高點並使失業率降至歷史低位。這逼使聯準會不得不啟動極速暴升,首波一口氣緊縮了 525 個基點。

隨後,市場出現了類似 1980 與 1990 年代中期的預防性放緩:名目 GDP 成長率從 17.5% 峰值回落至 4.5% 左右,核心 PCE 通膨率從 6.7% 降至 2.8%,失業率則從 3.4% 攀升至 4.5% 附近。這一連串數據促使聯準會展開週期中期的預防性降息,於 2024 年至 2025 年間累計降息 175 個基點。

然而在預防性降息後,經濟動能再度重燃——完美補齊了歷史劇本的最後一塊拼圖。目前名目 GDP 成長率已反彈升至接近 6.5%,核心 PCE 通膨率從 2.8% 回升至 3.3%,失業率則小幅回落至 4.1%(圖 13、14 及 15)。

圖 13:2020 年代美債殖利率走勢多半跟隨名目 GDP 成長率的變化

圖 14:2020 年代核心通膨多半領先公債殖利率與聯準會政策之轉折

圖 15:債市投資人與聯準會將持續密切關注勞動市場及就業數據

2020 年代一個有趣的不同之處在於,雖然美債殖利率依然領先聯準會的利率決策,但往往落後於名目 GDP、通膨及勞動市場數據的變動。儘管如此,近期美債殖利率的走揚,清楚顯示債市正開始反映出經濟的高韌性以及未來更為緊縮的貨幣前景。這或許是因為債市投資人正針對資料中心龐大的資本支出(Capex)以及全球政府為支應高成長與高通膨所發行的大量國債進行定價。

若 1988–89 年與 1999–2000 年的二次緊縮可作為借鏡,它們揭示了一個明確的結構性風險:聯準會最終需要的升息幅度,可能遠超目前遠期利率曲線所反映的預期。1980 年代末與 1990 年代末的第二波升息,分別累計加碼了 387.5 及 175 個基點——遠遠超過當前聯邦基金期貨市場合理定價的溫和升息幅度。

結語

展望本年代後續行情,持續關注核心 PCE 通膨與勞動市場數據,將是預判殖利率曲線形變與聯準會動向的核心關鍵。最重要的是,交易者應密切關注名目 GDP 成長率——這個在金融海嘯前與美債殖利率高度連動、如今似乎重新躍升為殖利率水準關鍵前瞻指標的宏觀數據。

附錄(圖 16-22)

圖 16:2000 年代名目 GDP 成長率似乎領先美債殖利率與聯準會決策

圖 17:2010 年代量化寬鬆(QE)將殖利率長期壓制在名目成長率下方

圖 18:2003 年底至 2007 年核心通膨微幅走高,伴隨著公債殖利率上揚

圖 19:2010 年代核心通膨率長期維持在低位且表現平穩

圖 20:2000 年代失業率走勢對利率呈現時而領先、時而落後的關係

圖 21:2010 年代末期失業率下滑,促使央行展開極為緩步的緊縮升息

圖 22:主要央行在 2010 年代及 2020 年代初期的 QE 壓低了債券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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