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工資及生產力增長放緩?

雖然勞動市場緊張,但美國工資及生產力增長依然低企。2017年7月,工資增長僅僅維持在2.5%,與經濟衰退後的表現相若。2007年至2016年期間,勞動生產力增長平均只得1.1%。相比之下,1995年至2007年期間的平均增長率為2.5%。雖然週期性因素可能是原因之一,但美國經濟也有多項關鍵結構性特徵造成增長減退。通脹憧憬持續降溫、勞動力人口結構及就業職位分佈轉為低工資板塊,統統拖累工資及生產力增長。

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7月25至26日會議的會議記錄反映委員會關注工資及生產力數據。委員會提到「雖然勞動市場緊張…但工資壓力的跡象極少」。有些委員會成員推測「以較低工資招聘經驗較淺的員工」是因素之一。其他成員則指出工資增長下跌與近期同時放緩的生產力增長及通脹率相符。事實上,聯儲局關注到工資及生產力增長可能是日後討論加息時間及終點的重要因素-這種擔憂支持聯儲局減少加息,延長兩次加息之間的間隔時間,聯邦基金利率區間的終點也許介乎1.50%與1.75%之間。

關注工資及生產力增長的並非只有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分析員及學者也紛紛提出大量理論,解釋為何工資及生產力增長低企。最常被提及的理由包括整體失業數據並無反映勞動市場持續疲軟的情況;名義工資下降剛性;產出計算偏差,尤其是服務及科技相關行業;缺乏推動生產力的先進技術;資本增長放緩;以及公共教育質素惡化。

雖然以上多種因素都可能是工資及生產力增長有限的原因,但美國經濟亦已經歷多項結構性轉變:1)通脹憧憬持續降溫,2)勞動力人口結構轉變,嬰兒潮世代離開,千禧世代加入,及3)行業就業職位分佈改變,轉移至低工資板塊。我們認為結構性轉變是工資及生產力在2008年至2009年大衰退過後增長溫和的主因。換言之,聯儲局無法以貨幣政策解決人口結構變化及各行業的就業職位分佈變化問題。

通脹憧憬降溫

由於通脹(及生產力增長)是工資增長的關鍵因素之一,通脹憧憬在決定工資增長中扮演著一定角色。據密歇根大學的調查顯示,通脹憧憬從1980年超過10%的峰位急跌。

的而且確,通脹憧憬在大衰退過後的經濟復甦初期一度升溫,在2011年3月升上4.6%-當時普遍預測經濟會迅速復甦。可惜最終期望落空;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雖然穩定,但只錄得溫和的2%水平。美國基本上不存在通脹壓力。隨著早期意見逐步修正,通脹憧憬降溫,7月份處於2.6%水平;不過仍高於近期2%以下的趨勢。2011年後,通脹憧憬降溫,可能阻礙了後來的工資增長。越來越多僱員及僱主預期通脹下跌-因此升幅亦有所減少

圖 1:

人口結構轉變

隨著通脹憧憬降溫,美國勞動力的組成亦出現重大轉變。美國由三大勞動適齡世代組成:嬰兒潮世代(根據Pew Research Center的定義,生於二戰後至1965年)、X世代(生於1965年至1980年)及千禧世代(生於1981年至1997年)。嬰兒潮世代人口異常龐大,生於1946年至1965年的人口多達7,600萬人次,而X世代和千禧世代分別有5,500萬人次及6,500萬人次。然而,由於死亡率超越移民率,嬰兒潮世代的排名近年有所下跌。2015年,Pew發現千禧世代已經超越嬰兒潮世代成為最大世代,千禧世代、嬰兒潮世代及X世代分別有7,540萬、7,490萬及6,600萬人次。

這種世代分佈正改變勞動力。過去數年,龐大的嬰兒潮世代人口老化,退休人數持續增加。另一方面,千禧世代不斷進入就業市場。

這對於生產力及工資增長造成顯著影響。嬰兒潮世代傾向工資高,經驗豐富。嬰兒潮世代退休是工資及生產力增長的關鍵元素。新加入勞動力的千禧世代經驗較淺,工資較低。千禧世代加入就業市場與嬰兒潮世代退休造成相同影響-推低工資及生產力增長。

從65歲以上人口佔美國人口比率的圖表可見,經濟衰退後,退休人數有所增加。2007年後,65歲及以上人口明顯急增,因為嬰兒潮世代開始進入退休期。適齡退休人口百分比由2007年佔總人口的12.6%增加至現今的15.6%,並將一直增加至2030年代。

圖 2:

圖 3:

勞動適齡人口的世代組成亦可以衡量(勞動適齡人口在此界定為25至64歲的人)。

勞動力中年紀最大的分部(50至64歲)在1992年至2015年期間佔勞動適齡人口的百分比由25.19%增加至37.45%,其後2017年隨著上年紀的勞動力退休而輕微回落至37.2%。勞動力中年紀最小的分部(25至39歲)由2011年的低位37.16%增加至39%。年紀較輕的千禧世代已成為勞動人口的新力軍,而年紀較大的嬰兒潮世代逐漸退休。

人口中代表最新勞動力的25至29歲分部亦由2003年的12.33%增加至2017年的13.72%,逆轉了橫跨1980年代中至2000年代初的跌勢。代表較大年紀、接近退休的55至64歲年齡組別在24.66%左右的水平趨向平穩,並即將減少。

圖 4:

圖 5:

這些人口結構轉變導致年輕勞動力人次增加,同時退休的年老勞動力逐漸增加。這種世代轉變對工資及生產力增長造成打擊。

行業就業增長分佈變化

美國各行各業的就業職位分佈亦出現變化。主因在於經濟逐步轉型至服務業-服務業目前佔非農業就業職位總數的70%,而1980年則佔55%。另一方面,製造業佔非農業就業職位的佔有率由1980年的20%下滑至目前的8%。

圖 6:

最受惠於經濟轉型至服務業的三大服務業是:教育與醫療服務、專業與商業服務,以及休閒與酒店餐飲。這些板塊佔非農業就業職位總數的比率迅速增加,由經濟衰退前的37%及1980年的24%增加至2017年的41%。最大規模的服務業(貿易、運輸與公用事業)佔就業職位的比率略為下降,雖然其就業職位仍出現可觀增長;另一方面,政府就業職位數目在大衰退後急跌,因為州政府及地方機關在2010年至2013年期間大幅裁員。

這些轉變對現今緊張的勞動市場來說影響深遠。美國本年迄今已經新增超過100萬個就業職位,2016年則新增了200萬個就業職位。2009年6月經濟衰退結束以來,非農業就業職位總數新增合共近1,560萬個。 如就業職位分佈隨著勞動市場繼續保持高速增長而轉變,工資及生產力增長亦可能受到影響。

圖 7:

經濟衰退後的就業職位增加主要惠及低工資私營服務板塊。其中包括休閒與酒店餐飲;貿易、運輸與公用事業;以及教育與醫療服務。只有一個高工資板塊出現顯著就業增長-專業與商業服務。低工資板塊增長稍為超越高工資板塊增長;但高工資板塊及低工資板塊兩者的增長都高於中工資板塊。這些就業增長趨勢亦可能是工資及生產力增長放緩的成因之一。

上述數據並未包括政府機關,因為政府機關的時薪數據無法取得。然而,政府機關在經濟復甦期間顯著萎縮(在復甦初期減少了85萬個就業職位,後期只是輕微復甦)。政府機關通常工資較高,福利待遇優厚;因此其萎縮對工資及生產力增長造成負面影響。

總括來說,三個最低工資的私人板塊(休閒與酒店餐飲;貿易、運輸與公用事業;及其他服務)在經濟衰退後期間為非農業就業職位增長貢獻了37%。這些就業職位的工資都低於「所有僱員」的平均數;其就業增長拖累了工資增長。作為第四低工資板塊,工資處於平均水平左右的教育與醫療服務佔經濟衰退後就業職位增長的60%。

三大高工資板塊(金融活動、採礦與伐木及資訊服務)只為經濟衰退後就業職位增長貢獻了3.7%。如計入第四高工資板塊(專業與商業服務),上述數據則急增至31%。這些板塊的工資都高於平均水平,因此其就業增長有利於工資增長。

兩個中工資板塊(製造及建築,兩者的工資都高於平均水平)僅佔經濟衰退後就業職位增長10%。

這種經濟衰退後就業增長反映就業職位市場兩極化問題日益嚴重,就業職位主要來自低工資板塊及高工資板塊。低工資板塊的就業增長超越高工資板塊;然而,兩者的增長都遠遠超出中工資板塊。

圖 8:

從私營非農業就業職位比率分佈四個最高工資板塊、四個最低工資板塊及兩個中工資板塊可見,工資出現兩極化問題。四個最低工資板塊的增長已經超越四個最高工資板塊。兩者之間的差距由1980年的21%及經濟衰退開始時的25%擴大至27%。此外,中工資板塊的就業增長在經濟衰退後急跌,在15.6%左右的水平企穩。這種就業職位增長模式可能對工資及生產力的強勁增長構成阻礙。

政策的影響

美國經濟的結構性轉變反映工資及生產力增長放緩可能還會維持一段時間。首先,通脹憧憬降溫可能對企業上調工資決定造成影響,直至通脹回升至2%以上,並加速數個季度為止。我們的2017年至2018年經濟預測中,並無假設通脹顯著升溫。其次,嬰兒潮世代退休及千禧世代加入職場的雙重影響將令美國勞動力年紀、經驗及工資同時減少。這種趨勢將會在嬰兒潮世代在2020年至2025年期間退休後逆轉。第三,就業職位朝著服務業工資兩極化重新分配亦構成一項限制因素,因為大部分新增就業職位都屬於極低工資板塊(例如休閒與酒店餐飲)。雖然我們留意到這項趨勢正在回穩,但我們認為短期或長線不會出現逆轉。

就政策影響而言,聯儲局可能對加息保持異常謹慎,此外,隨著工資及生產力增長持續低企,即使是因為結構性理由,但這個加息週期的聯邦基金息率終點也可能只介乎1.50%與1.75%之間。財政政策的情況則截然不同。基建開支及教育投資長遠可能產生較大影響。不幸的是,聯邦政府基建開支增加的前景夏季明顯減退,而白宮、參議院和眾議院似乎計劃削減教育支援而非增加。因此,工資及生產力增長可能須待嬰兒潮世代退休後方有望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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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Bluford “Blu” Putnam自2011年5月起擔任芝商所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經濟學家。其擁有超過35年於金融服務領域之豐富經驗,特別集中於中央銀行、投資研究及投資組合管理。為此,Blu亦擔任芝商所涉及全球經濟狀況事宜的發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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